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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 强信念 作贡献】《党史故事100讲》第十四期

重庆谈判

日本投降后，全国各界人士强烈反对内战，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呼吁民主协商成立联合政府。蒋介石为欺骗公众舆论，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给中共发出3封“万急”电报，邀请毛泽东亲临陪都重庆，共商国是。

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离延安飞往重庆。29日，毛、周、王与国民党代表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开始谈判。国民党方面对谈判毫无准备，暴露其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最初4天，双方就政治、军事先作一般性商谈。

9月3日，中共方面将拟订的两党谈判方案11项交国民党代表转蒋介石。谈判方案是从实现和平、民主、团结出发，以国共两党现有政治军事的实际状况为基础，并在中共方面作出重大让步(包括军队的大批裁减和南方解放区的撤出)的条件下提出的。

8日，张群代表国民党作答，坚持政令、军令统一，强调共产党要“放弃地盘”、“交出军队”。从10日至21日，国共代表进行6次谈判。17日，毛泽东同蒋介石、赫尔利(美国驻华大使)商谈，仍无进展。为避免和谈破裂，中共表现极大的克制和让步，在军事问题上表示以公平合理整编全国军队为原则，愿将它所领导的军队缩编至24个或至少20个师。国民党方面表示它的军队整编计划正在进行，对于中共军队缩编数目可以考虑。在政权问题上，对于解放区和国民大会，双方申述各自的立场，同意提交政治会议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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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43天谈判，于10月10日双方代表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重庆谈判及达成的《双十协定》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希望和曙光。虽然国民党统治云顶集团违背全国人民迫切要求休养生息、和平建国的意愿，在1946年6月底全面撕毁《双十协定》 ，但其历史意义和启示仍是非常重大的。

国共合作的破裂和大革命失败

随着北伐战争胜利进军，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部主力归于溃灭，整个南中国的政治军事局势全然改观。在北伐战争的前期，由于战争的前景尚不完全明朗，为了利用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力量和苏联援助以推倒北洋军阀，蒋介石在处理国共关系时，只能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从1926年11月北伐军在江西战场上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面对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羽翼已经丰满的蒋介石的反共活动就日益公开化了。这种活动得到了帝国主义列强的鼓动和支持。大革命面临着深刻的危机。

国内外反动势力以蒋介石为中心的集合

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已度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危机，进入相对稳定时期。它们积极准备对中国革命进行干涉。当北伐军进入湖北后不久，英国军舰借故炮轰地处长江上游的四川万县县城，造成中国军民1000多人伤亡的万县惨案。接着，驻泊长江的外国军舰达到63艘， 在上海集结的外国军队增加到2万多人，连同万国商团和巡捕，总数达3万人以上。与此同时，他们看到北洋军阀的垮台已难避免，更着重对革命阵营内部进行分化，扶植新的代理人。开始把蒋介石看作国民党内''稳健派”的首领，对他进行拉拢，认为蒋介石等人“是唯一可以使长江以南的区域免于沦入共产党之手的保护力量”。

随着政治军事形势日益有利于南方，不少原来属于北洋军阀或地方军阀的旧军队纷纷接受蒋介石的改编，使他的实力迅速膨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的反共面目越来越公开地暴露出来。事实表明，蒋介石云顶集团公开发动政变只是时间问题了。

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

面对着革命阵营随时可能发生破裂的严重局面，中国共产党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策？

中共广东区委在1926年11月给中共中央的政治报告中指出：不能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希望新军阀能长期同我们合作，因此，“要预备我们的力量，去组织民众，强固民众的势力”。这样，一旦爆发大斗争时“我们才有胜利希望”。1926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陈独秀在政治报告中说：“自江西战争胜利之后，我们与国民党的关系又发生许多新的变化，有重新讨论之必要。”

在国民党新右派已经下决心实行反共和分裂，而且军队和政权几乎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所能依靠的力量主要是工农群众；应该把工农群众的力量有效地发动并组织起来，否则不仅无法有力地反对国民党新右派的叛变，连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也难以克服。所以，这次特别会议并没有解决党在迫在眉睫的危局中如何生存并坚持斗争的问题，反而决定了压制工农运动以谋求同右派妥协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党在时局突变之前，又一次丢失了掌握主动权的机会。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及其后的形势

1927年3月24日，国民革命军第六、第二军由安徽东进，占领南京。当天下午，游弋在长江江面的英、美军舰借口保护侨民，突然猛烈炮轰南京，中国军民遭到严重伤亡。南京事件加速了蒋介石同帝国主义势力勾结的步伐。

3月26日，蒋介石从安徽乘军舰赶到上海，随即同帝国主义列强、 江浙财阀和帮会头目等举行一系列秘密会谈。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对蒋介石的某些阴谋活动有所觉察，努力加强工人纠察队，力图巩固革命成果。但当时共产国际仍对蒋介石抱有期望，在蒋介石正磨刀霍霍之际，仍不赞成同蒋破裂。

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当天凌晨，大批青帮武装流氓冒充工人从租界冲岀，向分驻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借进行调解之名，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继上海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搜杀共产党员 、和革命群众。单广东一地，被杀害的就达2000多人。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捕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4月28日，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北京英勇就义。大革命遭受严重挫折。

四一二政变发生后，全国形成三个政权对峙的局面：以张作霖为首的北京政府、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和继续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

危急形势下召开的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大革命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召开之前，在共产国际代表同苏联顾问之间、在中共中央领导人内部，发生了两个尖锐的争论问题：一个是所谓深入和广出之争，一个是东征和北伐之争。

党的五大是在四一二政变发生后才半个月这样一个非常状态下召开的。全党期待着这次大会能清醒地判断当前局势，回答人们最焦虑 的如何从危机中挽救革命的问题。可是，这次大会没有能满足全党的期望。大会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叛变，民族资产阶级成了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到了“工农小资产阶级之民主独裁制的阶段”，“应该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之政纲去号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使革命“向非资本主义之发展方面进行”。这些主张都是脱离当时中国的实际的。大会把蒋介石的叛变看成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这种看法并不符合事实，这在以后导致对资产阶级采取过左的行动；它又把汪精卫看作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把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政府看作工农小资 产阶级的联盟，好像这是很可靠的联盟，这导致对汪精卫、对武汉政府采取右的迁就主义政策，并且对他们可能的背叛丧失警觉，不去做好相应的准备。

从总体上来看，大会没有能在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为全党指明出路，提供坚强有力的领导，而是徒然丧失时机，坐视整个局势继续恶化。

大革命的失败及其教训

党的五大闭幕后，武汉国民政府所辖地区的危机越来越严重。5月17日原驻宜昌的第十四独立师师长夏斗寅率部进逼武昌附近的纸坊。5月21日，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械，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00多人，史称马日事变。接着，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在6月6日以“礼送出境”为名，把大批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逐出江西，并开始查封革命团体，逮捕工农领袖。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迅速走向反动。

1924年至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是一场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参加的人民革命运动。它以与辛亥革命根本不同的规模和形式，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翻天覆地的狂飙，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基本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使民主革命思想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空前的传播，促进了中国广大民众的觉醒，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在大革命的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党员群众和党的干部的积极性是非常高的，因此获得巨大的胜利。但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很难在发动第一次冲击时就赢得最后的胜利。大革命的失败，从客观方面讲，是由于反革命力量强大，是由于资产阶级发生严重动摇、统一战线出现剧烈分化，是由于蒋介石云顶集团、汪精卫云顶集团在帝国主义势力和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拉拢和支持下，先后投入反革命营垒里去了。从主观方面来说，这时的党还处在幼年时期，缺乏应付如此复杂环境的政治经验，缺乏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深刻认识，还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由此导致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在大革命的后期犯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放弃了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革命遭到失败。

大革命从兴起到失败的经验教训表明：中国共产党不但要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而且要始终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实行“又团结又斗争” 的方针，争取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同时，根据中国当时的实际国情，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坚持武装斗争，组建由共产党直接统 率和指挥的军队；必须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实现耕者有其田，以充分 发动农民参加革命，扩大革命的力量：共产党必须加强自身的建设，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既要发展党的组织和注重党员的数量，更要巩固党的组织和注重党员的质量。只有正确认识和解决了这些问题，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事业走向成功。

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的历史意义仍是不可磨灭的。这场失败了的革命，实际上是未来胜利的革命的一次伟大的演习。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了光荣的一页。党开始掌握一部分革命武装。与此同时,党从正反两方面积累了深刻的经验教训， 开始在实践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初步提出了无产阶级领 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并从 失败中汲取教训，开始懂得进行土地革命和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由于经历了这场大革命，中国人民的觉悟程度有了明显的提高，也把中国革命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准备了必要的条件。